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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客岛:中央密集开会研究下半年经济,这四字何以重要

发布: 2017-7-26 12:13 |  作者: 佚名 |   来源: 腾讯新闻 |  查看: 496次

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,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,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。通稿里,有一个表述引起了岛叔的注意——紧紧抓住处置“僵尸企业”这个牛鼻子,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。

说这话的背景,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,推进“三去一降一补”。也就是说,去杠杆、去产能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的五大经济任务,处置僵尸企业是“牛鼻子”——这个比喻,可以看作是首要切入点,也是影响全局的关键节点。

如果联系7月中旬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话,习近平的表述则是,“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,抓好处置’僵尸企业’工作”。

处置僵尸企业,我们都听过。但对处置僵尸企业有如此高度的定位,这就有意思了。

数字

简单来说,“僵尸企业”,是指长期入不敷出,依靠财政或银行“输血”才能维持生存的企业。

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呢?去年国资委摸底梳理出,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“僵尸企业”和特困企业2041户,涉及资产3万亿元。另外,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在《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》中指出,电力、热力、冶金、石油加工等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较高,其中,钢铁的比例是51.43%、房地产为44.53%、建筑装饰31.76%。

报告还指出,从所有制来看,国有和集体企业中“僵尸企业”的比例最高,远高于民营企业、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的比例。可见,“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”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为什么长期入不敷出,却依然不市场出清,还要留着、甚至银行还要继续给予输血呢?

依赖

答案也不复杂。

从行业分布看,“僵尸企业”主要分布于钢铁、煤炭、电力、冶金、石油加工等传统经济部门和产能过剩行业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间,这些行业为城市化进程、基础设施建设输送了源源不断的“钢筋水泥”“铁公机”,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贡献了可观的利税,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、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;中国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事实上,每一轮危机后,传统部门都会被当做经济的“稳定器”。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,外需冲击、出口急剧下降,以“四万亿”为代表的投资计划,和配套的货币宽松,传统投资这驾“马车”让中国经济增速V型反转。但“药方”过猛,带来了“一放就乱”、盲目上产能、大量举债等后遗症,拖慢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。

现在大家则看得更明确,目前土地、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,资源、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;这种市场条件下,“僵尸企业”自我造血能力更显得不足,只能依靠财政补贴、贷款、资本市场融资或举债来“输血”。

中央之所以如此看重处置僵尸企业,是因为其中蕴藏的风险。

风险

2016年3月,首例地方国企违约事件——东北特钢违约事件爆发。该国企2015年第一期8亿短期融资债券违约,到了7月,已有连续7只债券违约;10月,东北特钢进入破产重组程序。

这不仅揭开了地方国企困境的冰山一角,还让债务违约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投资人心头。随后,山东、山西、内蒙古、安徽等多个地区的国企债务偿还出现风险,甚至是危机。“区域性风险”,说的就是这一类。

虽然有风险,但在银、政、企特殊的关系中,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呵护“僵尸企业”,掩盖了债务风险。例如去年5月,河南省出台举措要求“建立抽贷、压贷提前告知制度,对正常还本付息、并且整体授信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,各银行原则上不抽贷、压贷或通过要求增加授信条件而变相不续贷。” 河南一些煤炭、电解铝、钢铁企业便保住了信贷规模不压减。

处置风险,要降杠杆。

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2%,一般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%。比如钢铁行业,中钢协2016年会员的平均负债率为69.6%,负债率低的都是规模小的企业,11家大型企业则负债率超过90%。

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,2016年,实体部门杠杆率高达227%;2015年,我国实体部门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,2016年为1.4倍——也就是说,我国的经济的债务偿还压力巨大。

另外一个数据也引人注目:2016年,我国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5.6%。非金融企业债务中,又有70%左右是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;而国企中,则包含大量产能过剩行业,如煤炭、钢铁、有色、化工等。如何化解这样的债务负担,将是对很多地方管理者的严峻考验。

咋整

毫无疑问,处置“僵尸企业”是个庞杂的系统性工程,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:人往哪里去,钱从何处来,债务怎么销。

习近平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,要做好转岗就业、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,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。要区别不同情况,积极探讨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,有效防范道德风险。

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今年3月则表示,化解过剩产能,安置好分流的职工,是一个关键性的工作。2016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,涉及到了28个省份1905家企业,安置了72.6万人,今年化解过剩产能大约需要安置职工50万人。

回顾历史上的几轮国改,80年代国企改革,从计划模式走向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道路;90年代末,国企通过并购重组、债转股,以及下岗分流、减员增效等措施,提升了综合实力,走向了国际舞台。

处置“僵尸企业”不能一刀切,造成“一收就死”的现象。对于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在管理、品牌、技术上有一定竞争力和成长性的企业,可以通过兼并重组、混合所有制改革,让企业重焕活力;

而对于连续亏损、不符合结构调整、转型升级的“僵尸企业”,正如《人民日报》权威人士谈话中曾指出的,“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,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,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,不要动辄搞’债转股’,不要搞’拉郎配’式重组。”

从这个意义上看,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把处理僵尸企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、经济任务的“牛鼻子”看待了——

第一,处置“僵尸企业”,并购重组促进产能去化,提升集中度,有利于实现供给侧改革。以宝钢武钢为代表的央企合并看,既淘汰过剩产能也强化龙头优势,加速周期性行业的出清,而真正符合“转换动能”要求的,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;

第二,处置国企“僵尸企业”有利于金融资源在国营部门和民间部门均衡分配,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效率将更高。过去“僵尸企业”的过度吸血,对民营企业融资造成“挤出效应”,而民间部门在经营效率和创造就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;

第三,有利于防化金融系统性风险。对国企“僵尸企业”主动去杠杆,市场化方式优胜劣汰,可以理顺政企关系,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。同时,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,打破各级政府的刚性兑付,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,实现规范举债融资。打破刚兑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促成整个社会无风险利率的下行,降低实体融资成本。

前阵子,《人民日报》在防金融风险的文章中提到,既要防“黑天鹅”,也要防“灰犀牛”,引发市场广泛讨论。“僵尸企业”、地方债务,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类:

灰犀牛生长于非洲草原,体型笨重、反应迟缓,你能看见它在远处,却毫不在意,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,憨直的路线、爆发性的攻击力定会让你猝不及防,直接被扑倒在地!所以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的灾难、或者太过微小的问题,更多只是因为我们长久地视而不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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